教育改革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初探
张曼
安徽新华学院大学生素质教育研究中心 安徽合肥230088
摘 要：本文以教育改革为背景，解读当下应用型本科高校人才培养的性质，存在的困境，主张应用型本科高校人才培养应突破专业限制，彻底转变人才培养目标、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变传统评价方法，关注学生整体质量的提高和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教育改革;应用型本科高校；人才培养;困境;改革途径
Exploration on Talents Cultivation Mode Reform of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in the Background of Educational Reform
Abstract:Taking educational reform as the background, with consideration of the nature of cultivating talents in current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and existing predicament,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should break through specialty constraints, change objectives of talents cultivation, innovate talents cultivation mode, alter traditional assessment methods an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overall improvement of cultivation qua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Keywords:Educational reform;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Talents cultivation; Predicament; Reform approaches
基金项目：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点项目《网络时代背景下大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研究》（sk2015A195）；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点项目《应用型高校大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研究》（sk2013A084）；安徽新华学院大学生素质教育研究中心校级重点课题《基于就业能力提升的大学生人文素养体系研究》（IFQE201511）
作者简介：张曼（1976-），女，安徽淮南人，教育硕士，大学生素质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高等教育、文化素质教育
自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历经三十余年的发展，由高等教育的精英化逐步走向大众化，培养了数以千万计的大学生，为祖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但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人才供给与需求关系深刻变化，高等教育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同质化倾向严重，毕业生就业难和就业质量低的问题仍未有效缓解，生产服务一线
紧缺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培养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人才培养结构和质量尚不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要求。2015年10月21日，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印发《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提出已有普通本科高校要由“传统研究型”向“应用型”转变，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办学思路、办学定位和办学模式的调整，更要落实在人才培养目标、教育模式的改革上。新形势下，探索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迫在眉睫。
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综述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第42条明确提出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教育改革已经成为当下最重要的社会议题之一。国际著名教育改革理论专家哈维·洛克(R. G. Havelock)教授曾对“教育改革”作过如下定义：“教育改革就是教育现状所发生的任何有意义的转变”。[1]梳理我国建国以来的教育历史，我国的教育改革实际上历经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拨乱反正时期（1978年-1980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的总体目标开始，恢复高考制度、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教育开始步入正常发展轨道。第二阶段是教育改革黄金时代（1980年-1988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在祖国各行各业，教育领域也是百花齐放，各种教育思潮纷至沓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得到了进一步落实，“知识就是生产力”不仅成为口号，更成为了促进教育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第三个阶段是教育的飞速发展阶段（1989年至今）。九年义务制教育全面普及，高等教育迅猛发展，如今，我国高等教育总规模列世界第一，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从业人员总数居世界第二，年授予博士学位数居世界第三，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国。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一系列高等教育改革的重大决定，出台了一系列重要的有关高等教育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全面推动了高等教育改革，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历史性跨越。[2]三十年来，高等教育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改革作为一个持续而持久的历程，在各个阶段显示出不同的特点。我国高等教育的大发展是在第三个阶段，而高等教育质量日益下滑，人才培养屡遭诟病也是在这一阶段。“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跨越式发展背后，显示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非理性，正如著名教育家刘道玉所说：“西方国家往往需要50到100年才能完成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而我国仅仅用8年的时间就实现了。这种跨越式发展，虽然对中国教育事业起到了一定作用，却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教育质量出现‘泡沫化’。”[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这本书中，对于世界范围的改革做了评价，它说“像今天这样零星地进行一些改革，而没有一个关于教育过程、目标与方式的整体观念，已不再是可取的。”[4]从此点看，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虽然在办学体制、管理体制、招生制度、办学模式等层面进行了深入改革，也取得了明显成效，但这些改革均作用于教育外延，并未触及教育的本源，对高校人才培养也没有形成直接的积极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跨越式发展的高等教育虽然带来了表面高等教育的大繁荣，实际上其人才培养质量却始终无法满足社会需求，大学同质化现象严重，“高分低能”、“低分低能”的大学生比比皆是，高等学校在推动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还明显不足。
高等教育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我国目前正处在全面推进小康社会进程的重要阶段，经济改革早已进入“深水区”，而教育改革却依然滞留在“浅水区”，滞后的高等教育将直接影响我国的经济建设水平和社会发展程度，影响“中国梦”的最终实现。正如梁启超所言，“变法不变本源，而变枝叶，不变全体，而变一端，非徒无效，只增弊耳”。[5]若想经济取得长足发展，势必要加快高等教育改革步伐，全面推进部分研究型高校向应用型高校转型，为经济建设提供人才保障、智力支持，切实落实高等教育在国家建设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二、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困境表征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的联系具有普遍性。教育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和经济，更受制于经济实力和社会制度。尤其是当今社会已成为知识型社会，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对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提出了多样化需求，单一的人才培养目标已不再适应知识社会的要求。尤其是应用型高校定位明确，其人才培养必须强调“通”而非“专”，强调“全”而非“窄”，在转型发展的同时，必须进行人才培养的全面改革，才能有效破除困境，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一）传统教育价值观导致人才培养的功利化
所谓教育价值观，一方面表现为教育的价值取向、教育价值的追求，以及凝聚教育价值的目标；另一方面表现为教育价值的尺度和准则，是人们评判教育价值有无、高低和大小的标准。[6]长期以来，我国传统教育价值观受儒家学说的影响，重实用而轻理论、重文凭而轻能力、重传统而轻创新、重视教育的工具价值而忽视教育的内在价值。在这种错误的价值观影响下，无论是学校，还是学生，都把知识作为“谋生的工具”，学习被异化为“谋生的手段”，能否顺利“谋生”则被视为大学教育教学质量高低的根本准则。在“应用型高校”的转型大潮中，人才培养与“就业”被直接划上了等号，人才培养目标强调与社会需求“无缝对接”，这实际上是对“应用型”的误读。高等教育培养人才必须为社会服务，从教育的社会属性看无可厚非，但过分强调“为社会服务”将导致高校完全屈从于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压力之下而丧失自我价值，沦为知识性社会的工具。
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全面工具化”时期，尤其是“应用型高校”正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对其理论本身的界定存在理解误区，为“应用”而“应用”导致高校无论是在学科体系、课程结构还是培养目标上均局限于“专业”，关注“适度、够用”，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跨专业甚至转专业的基础能力被忽视，人才培养在功利化、实用化的偏狭道路上越走越远。德国哲学家康德曾明确指出，“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它的品性是独立追求真理和学术自由”。[7]这一论断表明大学的根本属性在于“独立”和“自由”，其培养的学生应该在“追求真理”和“学术”方面有所成就。人才培养目标的功利化直接导致人才培养质量下降，影响我国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必须彻底扭转传统教育价值观，回归教育本质，实现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二）传统教育理念导致培养模式的单一化
“人才培养模式”是指在一定的现代教育理论、教育思想指导下，按照特定的培养目标和人才规格，以相对稳定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管理制度和评估方式，实施人才教育的过程的总和。[8]从教育本身的发展角度看，人才培养模式既具有稳定性、独立性特征，又具有多样性、可变性特点。人才培养模式受社会经济发展制约，同时又体现和反映着不同时期的人才培养目标和教育理念。
考察我国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历史演变可见，我国早期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主要效法西欧、美国和日本，以蔡元培和张伯苓、梅贻琦为代表，主张通才教育模式，提出“通识为本，专识为末”，要求学生兼具自然、社会和人文三方面的知识，同时也关注学生今后的就业和出路。可以认为，这种人才培养模式兼顾了构成人才发展潜力的“自由扩展度”和“适应度”两个方面的要求。[9]配合上述人才培养目标，民国初期高等教育在教学内容的设定、教学方法的选择、考核标准的制定等方面均不同程度地体现着“自由扩展度”和“适应度”两个方面的要求。建国后，在传统教育理念和功利教育价值观的影响下，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逐步转变，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目标、重功利轻人文的价值取向成为主流，单向的知识传授、封闭的培养方式、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僵化教条的管理制度、千篇一律的考核评价机制，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主流教学模式。2005年7月29日，温家宝总理在探望钱学森时，钱老指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10]时隔十余年，我国的高等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西方高校的差距却日益增大，培养不出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无法引领世界科技发展潮流。单一的教学模式极大地扼杀了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导致我国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大学生质量饱受诟病，远远无法满足创新型社会的建设需求。
三、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途径及策略
近年来，围绕着应用型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众多专家学者从不同层面进行了阐述。笔者以为，现阶段深化应用型高校教育改革，从人才培养的角度上说，必须要解决培养理念、培养目标、培养模式这三个根本问题。
（一）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根本问题
1.能力与素质并重的培养理念
从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看，高等教育“培养专门人才”是其服务于社会的基本职能，发展科技文化、开展社会服务等其他职能都应该服务于培养专门人才的功能。尽管高等教育培养专门人才已经形成共识，但对“专门人才”的定义却莫衷一是。新编《辞海》对人才的解释是“有才识学问、德才兼备的人”，这一解释强调了人才的“才”与“德”两个方面，两者不可偏废。《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纲要（2010-2020年）》指出，人才是指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业技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这一提法中值得关注的重点在于“创造性劳动”和“能力与素质”。
应该说，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的首要目标在于“能力”，尤其是“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必须满足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社会与企业需求，满足大学生未来职业生涯发展的需求，但过分强调“专业知识”而忽视思想道德素质、人文素质的提升，过分强调“掌握”的结果而轻视“思考、探究、质疑、辩论”的过程，必然导致大学生沦为“知识的工具”。实际上，正是出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全面考虑，应用型高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才更应该注重人才的全面与均衡发展，强调人才的创新与创造能力，这一切，均需秉承能力与素质并重的基本原则。
2.自由与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
从认识论哲学角度而言，教育的目标不是培养技术生产工具，“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够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11]20世纪美国教育家约翰·S·布鲁贝克曾指出，大学应“趋向于把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12]大学培养的人，不应仅仅满足于掌握某种专业知识，有更好的就业前景，还应该有着“闲逸的好奇”，有着对知识的追寻和敬畏之心，有创新的思维和创造的能力，能够引领知识发展和社会进步，为人类文明的传承和发展做出更多贡献。回归到高等教育的本质上看，大学应该致力于培养“精神贵族”（雅斯贝尔斯语），大学生应该成为“品德高尚、个体精神永不枯竭和才华横溢”的人。应用型高校从高校性质归属看，依然属于高等教育系列，其人才培养理应与大学人才培养理念相符，关注人才的和谐全面发展，奠定人才的自由发展基础，培养人才的创新创造能力，真正成为知识社会的引领和推动者。
3.创新与突出个性的培养模式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经站在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起点上，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已经成为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更新人才培养观念，树立多样化人才观念，尊重个人选择，鼓励个性发展，不拘一格培养人才。潘懋元教授指出，“在诸多教育规律中，有两条是最基本的，一条是关于教育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规律，成为教育外部规律；一条是教育与人的发展关系的规律，成为教育的内部关系规律”。[13]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正是要按照教育内部关系规律，将已经偏离教育主旨的教育拉回正确的方向，不仅培养现在有知识能就业的人才，更要培养将来有潜力能发展的人才；不仅注重专业知识的传授，更要强调通识知识的融会贯通。正如教育专家陶行知所说，“我们教育的宗旨是培养一个真善美的活人，不仅仅有知识、有能力，还要有健全的人格，身心健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14]
（二） 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策略
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怎么改？结合知识型社会的发展需求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需要，笔者以为主要应该抓住以下三个方面：
1.课程设置要打破“行业”和“专业”界限
1998年，世界高等教育会议发表的《二十一世纪高等教育宣言：观念与行动》提出，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要与社会工作领域相协调，与预期社会需要相适应，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为特征的社会变革中，“高等教育与工作领域或社会之间的联系应建立一个全新的基础”，并在长期面向工作的需要中“促使新的工作岗位的创造”。同时，培养、开发学生的“创业的能力和精神，必须成为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以便促进毕业生就业，使他们不再是求职者，而应成为就业机会的创造者”。
我国现阶段应用型高校课程设置学科界限分明，行业对应性明确，专业局限性明显，理论课程占主导地位，实践技能课程比例小且实际实施少，远远无法满足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需要，必须彻底推翻传统的课程设置标准，设立新的标准和原则。为了实现符合时代要求的培养目标，应用型高校的课程改革应“超越对学科知识的简单的认知性掌握”并加强“学科间和跨学科”性质的“可持续人力开发的课程”，“课程必须包含获得在多元文化条件下批判性和创造性分析的技能，独立思考，集体工作的技能。”具体来说，应用型高校可以立足行业和岗位需求，开设三级课程：一级行业的理论基础课程，目的是为了帮助大学生掌握基础学科理论知识并融会贯通；二级专业的核心课程，目的是为了增进大学生对专业岗位的理解、认知并掌握相关技能；三级转行业转专业的通识课程，目的是为了奠定大学生从事不同岗位的能力基础，为创新创造能力的提升提供途径。“三级课程体系”中，第三级是重中之重，人才培养质量与可竞争性的高低取决于此，必须作为课程体系改革中的关键环节加以设计，力求能够突出特点，展现优势，整体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2.教学模式要打破“课堂”与“学校”空间
传统教学模式定位于课堂教学，在有限的空间和时间内，教师以传授理论知识点作为主要教学方法，“一人讲，多人听”的教学模式作为学校主流教学模式，历经了三十余年的高等教育改革，至今没有大的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说，高等学校的课堂与小学的课堂并无二致，学生始终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知识习得的被动与僵化必然导致大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造能力的匮乏，无法满足新时期对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的要求。
应用型高校教学模式必须突破“课堂”和“学校”的空间局限，以“产学研结合”为抓手，以“校企合作”为突破点，真正打破高校与企业、行业的壁垒，努力帮助在校大学生能“在教室中学理论”，“在企业里学操作”，“在岗位上学经验”，牢牢把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主线，充分利用学校、社会的各种有效教育条件，促进人才培养水平的提高。具体来说，高校首先要切实落实实践教学环节，按照理论实践1:1，甚至1:2的比例，大幅度提高实践教学标准和水平，为“应用”奠定基础；其次要真正走出高校象牙塔，主动与企业、行业对接，将专业设在企业，引入行业标准，为“应用”提升层次；再次要创设“大教学”环境，充分利用校园文化、学生社团、技能比赛、职业资格认定等手段，为“应用”扩宽渠道。
3.评价手段要打破“考试”与“分数”局限
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的人才评价方式普遍采用综合素质评价体系，该体系一般包括德育、智育、体育和能力测评四个方面，德育、能力测评对象本身较为抽象，难以形成统一标准，而体育测评一贯为高校所忽视，故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实际上以智育评价为主。经历了无数考试的大学生，进入到高等学府，依然要以考试成绩作为检验能力的主要标准。应用型高校培养人才的最终结果应该以“是否能应用”、“是否善应用”、“能否创应用”为标准，必须打破将考试分数作为衡量人才培养水平高低的标准，引入全新的评价机制，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具体来说，高校要以行业需求为背景，科学设计课程体系和评价方法，力求每一个课程体系内部均有符合自身特点和要求的评价策略；采取社会调研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设计大学生素质拓展评测标准、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标准、大学生就岗转岗能力考查标准等相关内容，在教学环节中引入实践工作机制，以工作内容的完成度、工作业绩的贡献度、工作能力的提升度、创新工作的灵活度、创造工作的可能度等来衡量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全面推进评价指标体系的改革。
参考文献：
[1].张艳红.德育哲学研究丛书 德育资源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P104
[2] 孙霄兵.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历史成就及其发展方向[J]中国高等教育.2008.（15）：35-38
[3] [6]刘道玉.中国必须创新教育价值观[N]人民日报.2013.10.15（5）
[4]李廷宪.教育伦理学的体例与案例[M].安徽：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P186
[5]吴廷嘉.戊戌思潮纵横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P388
[7]刘道玉.创造：一流大学之魂[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P74
[8]关玉红.现代远程开放教育模式下的教与学[J].中国成人教育.2008（9）：134-135
[9] 贺金玉.地方新建本科院校协同创新与协同育人模式研究[M].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P118
[10]刘道玉.谁来回答“钱学森之问”[J]大家思考.2010（11）：25-26
[11]蔡元培.教育独立议[J]新教育.1922.第4卷第3期
[12]郑春生.两种高等教育哲学观地位的历史演变及其现代意义——约翰·S·布鲁贝克著《高等教育哲学》读后感.教育教学论坛.2010（24期）：248-249
[13]潘懋元.教育基本规律及其在教育研究中的运用[J].江苏教育研究.2009（4）：1-7
[14]金林祥、李庚靖.论陶行知的创造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0（1）：77-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