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方高校“双一流”建设问题

    贺祖斌：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在“双一流”建设当中，不同高校都在努力，地方高校的学校数量和学生数量均占全国的90%以上，这些高校该如何开展“双一流”建设？您怎么看？

    潘懋元：我认为各类高校都应该有各自的一流。一流大学和一级学科的排名都是按照研究型大学来排的。如果我们都只按研究型大学的要求来办大学和设置学科，那是不能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应当把这种争一流的精神传递到各式各类的高校，各种类型的高校，包括地方高校，有特色的大学。

    贺祖斌：您认为地方高校在“双一流”建设中应该如何确立自己的办学定位和建设方向？

    潘懋元：地方高校尤其是有实力的地方院校应该根据自身特色和区位优势，设定差异化战略目标，国家也要激发地方政府、行业参与“双一流”建设的积极性，实现大学、政府与社会的动态联合，促进高等教育形成多元发展的态势。竞争是提升高校实力的基础。“双一流”建设应打破身份固化的“标签化”思维。一流的身份并非终身享有，而是可进可退、动态调整的。“双一流”建设应辐射全国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校，所有有实力、有特色的高校和学科，不论出身，都应有机会跻身“双一流”。一流大学的精髓在于拥有一流的办学理念，而一流大学的个性则体现在使命担当、战略选择和发展目标的差异上。

    二、“以本为本”，立足本科教育问题

    贺祖斌：2018年6月，教育部在四川大学召开了新时代全国高校本科教育工作大会，提出“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在全国引发了很大的反响。您对当前我国高校的本科教育现状怎么看？

    潘懋元：目前我国高校出现重科研轻教学、重研究生教育轻本科生教育的评价导向偏差，教育部抓本科教育是对的，但是要更注重方式方法。教育部曾经出台过教授给本科生上课、连续多年评选本科教学名师和精品课程、教学评估、专业认证、年度教育质量监测等多种举措来抓本科教育，这都是为了确保本科教育质量。但是，许多大学在评价导向上以科学研究、学科建设为主，对教师的业绩评价以发表论文、科研产出成果为主，这样就造成了事实上的高等教育界重科研轻教学、重视获得硕士点、博士点而不重视本科教育的现状。我们现在的高等教育评价，不管对学校也好，对教师也好，都太过重视科研了，而对教学只求有一定的工作量。

    贺祖斌：所以这次大会的主题和您讲的一样，如果不抓本科教育的话，就是一票否决。大会还提出，“不抓本科教育的高校是不合格的高校，不重视本科教育的校长是不合格的校长，不参与本科教学的教授是不合格的教授”，这句话很有现实意义。

    潘懋元：是呀，大学跟科研单位不同。科研单位是出成果、出人才，在出成果之中出人才；大学是出人才、出成果，第一位的工作是出人才，不然的话，就变成科学研究机构了。大学首要的任务应该是出人才，有了人才再出成果。所以这里面一定要从整个学校的评价机制开始扭转。其次是对教师的评价。我们要扭转这种“唯科研、唯论文”的现象，真正发扬学校的第一职能，也就是人才培养的职能。首要问题就是要抓好本科人才的培养，办好本科教育。我建议，在这方面教育部要用好手中的评估、评价权利，对高校的评价首先是评估本科教学，本科教学不合格，一票否决，从而真真正正地把本科教育抓实。

    三、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问题

    贺祖斌：“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是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也是高校非常关注的话题，前段时间您在媒体上发表的一些观点，谈到地方高校的内涵式发展，对于这方面应该如何做？您认为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潘懋元：与内涵式发展相对的是外延式发展。最早提出内涵式发展，是针对高等教育大发展时期的规模扩张和新办大学而言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初期，不少高职高专有强烈的升格成本科院校的冲动，不少新建地方本科高校也想走研究型大学的发展道路，还有很多高校想复制、模仿清华和北大的发展目标与路径。在我看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高等教育要实现内涵式发展，主要是要改变学校一味依赖扩大规模、依赖办学升格、依赖外延式发展模式的现象，侧重提高质量，尤其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四、地方高校转型发展问题

    贺祖斌：您觉得现在高校转型发展面临的问题有哪些？

    潘懋元：与其说是问题，不如说是阻力，我认为转型发展所遇到的阻力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思想认识落后和僵化，使得“重学术轻应用”成为办学者的主导思想，“求统一、排斥多样化”成为影响教育政策的思想；二是由于某些政策导向，以往办学重知识而轻能力，脱离了形势需求，落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三是我们对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理论创新不够、经验积累不够、宣传媒介不够，使得大家不明所以，难免感到焦虑、无所适从。转型发展虽是当下高等教育发展的共识，但仍存在觉得“不必转型”的倾向。比如，一些工、农、医、经、管性质的地方学校认为，自己本来就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不存在转型问题；低水平的要转型，高水平的应当向学术型方向发展；工、农、医、经、管性质的学校可以转，文理类学校只能培养学术型人才等。转型发展涉及高校多达数百所，类型、层次又不同，所以我们强调的是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速度的转型发展。

    五、高等教育既要培养自然人，也要培养“机器人”

    贺祖斌：近年来，人工智能等科技产品越来越多地融入了我们的生活，并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驱动力。我也了解到您一直以来非常关注这一领域，您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会是什么样的趋势？

    潘懋元：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专门人才，现在我们已经面临着新难题、新任务。我认为，今后的社会，将由自然人和机器人（或称智能人）共同组成。因此，高等教育既要培养自然人，还要培养机器人，使之成为专门人才。培养机器人，事实上已经在进行中，主要是给他灌输知识，灌输数据，但是现在也已经开始培养机器人动脑筋。

    贺祖斌：您这个观点非常新颖。您指的是智能化？

    潘懋元：对，往智能方面发展。今后，自然人做不到的，智能人能够做，同样，自然人干不了的坏事，它也能够干，试想，机器人往智力方面发展而又没有伦理来制约的话，会出现什么后果？这样会紊乱的。所以在机器人的培养上，要用法律控制，要有伦理的制约。机器人同自然人共同生存于新的社会中，如何和谐共处，还必须具有新的社会伦理道德以及生活能力，这需要前瞻社会进步趋势，通过设计者对机器人进行道德教育、情感教育、美育等，使之与自然人和谐共处，共同推动未来社会的发展。培养机器人，现在主要倚重脑科学知识与信息技术。随着脑科学的发展，将自然人的大脑及其活动技能复制到机器人，不是不可能的。如何教育好机器人，将是多学科专家在未来时代的新任务，如何把机器人培养为专门人才，将是高等教育所面临的艰巨任务，但也开辟了广阔发展空间，需要众多专家通力合作。这是一个全新领域，也是一个新问题。

（摘编自《高等教育研究》2019年第2期  作者：潘懋元 贺祖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