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文摘》转载：戚务念 | 应用性追求：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长时段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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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性追求：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长时段历史考察
学界普遍认为，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进程推进，高等教育目标的主体不再是培养精英人才，而是着重培养应用型和职业型专门人才。其错误在于把精英人才与应用型和职业型专门人才作为一组范畴对立起来，或者把精英人才等同于学术人才和理论人才。近年来，中国知网以“应用型高等教育”“应用型本科”或“应用型人才”等为主题的文献飙升，规模当以十万计。这一现象似乎表明，应用型人才是当下中国高等教育的目标追求，而这也是不少学者在论述中的预设。那么，对于应用型人才的追求是不是一种最近才流行于中国高等教育的新鲜事物呢？在长时段视角的社会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自近代以来，虽历经社会（政治）制度的重大变革，但“应用”之维几乎一直是国家加之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意志体现，只是不同的时间段行动方式与运行机制会有不同。晚清中国积贫积弱，内外交困，整个中华民族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救亡”和“强国”。在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念从求“和”转向了“自强”，高等教育目标的主流观念也从“君子不器”到“分门别类”“经世致用”。“自强”这一新词汇从1861年开始在一些奏折、谕旨和士大夫的文章中出现，“求强”成为近代高等教育制度进入中国的直接动因和根本目的。鸦片战争后，中外文化正面相撞，政府间接触交涉逐渐展开。然而，通晓“夷情”的新式人才极度匮乏。当时，清政府国际地位非常低，因不谙熟外国语言文字而办理外交颇受列强刁难。种种遭遇对清廷刺激很大，培养可靠的新式人才成为洋务派创办新式教育的直接动因。办外交最为急迫的是外国语人才，故外国语学堂开办最早。在“师夷长技以制夷”“自强新政”口号下，洋务运动逐步创办了一批新型学堂。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发轫于最早的一批高等专科学校——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涌现出30多所具有专科性质的新式学堂，也称“洋务学堂”，主要有外国语学堂、军事技术学堂、科学技术学堂等，当务之急在于培养实用人才，以追求知识为旨归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几乎处于空白状态。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高等教育的发轫是从高等职业教育开始的。经受甲午战败的创痛巨深，为实现“所需变法、军队将弁、外交使臣和各种专门人才皆取于学堂”，1895年由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创办的天津西学堂头等学堂（北洋大学堂前身）和1896年创办的南洋公学上院（交通大学前身）是近代中国最早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学校。针对过去学生学习西学成绩不显著的情况，天津中西学堂采用班级递升的课程设置，确立了两条办学原则：一是学习不能躐等；二是学习内容必须是专门科学技术，文字语言不过是学习的工具。时人谈起民国高等教育，往往乐道于蔡元培之北京大学、梅贻琦之清华大学与昔日的西南联大等的辉煌，并感叹通才教育之不再。其实，民国年间，通才教育只是被少数学术界、教育界人士所主张与实践。在当政者眼里甚至社会舆论中，实科人才的培养才是当务之急。在1922年学制改革及庚款“兴学”刺激下，高等教育规模大幅扩张。自此，大学生失业情况“十百倍于往昔”，时人感叹“毕业即失业”。进一步分析可知，高校毕业生就业特征主要表现为毕业生的相对过剩与结构性失业。面对学生运动，社会各界纷纷反思高等教育体制的缺陷，高等教育领域中的文实之争成为一场全国性的旷日讨论。20世纪30年代，正是“自由经济”向“统制经济”的转变过程之际，当政者对于高等教育的考虑，除了解决失业率过高的问题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应对3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国家“统一”后各层面对“建设”的渴求。二是国难当头对迅速增强国力的希冀。三是消弭学生运动。国民政府直接面向高等教育体制的重大举措是调整高等教育结构。1929年4月，国民政府正式公布了教育宗旨并附实施方针，规定“大学及专门教育，必须注重实用科学，充实学科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并切实陶融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同年7月，又公布《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等一系列法令法规，与民初大学比较，规定“大学须具备三个学院，并须包含理学院或农、工、医各学院之一”，其意义在于提倡实科。
四、经济社会的百废待举与人才培养目标的转向：1950—1985年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百废待兴，人力资源尤其是大学毕业生极端匮乏。为了理性配置人才资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即实行统包统配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制度，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
在1950年6月8日的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周恩来说了一句很实在并广为流传的话：“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正处在恢复阶段，需要人‘急’，需要才‘专’。” 1949年前，在政府规定的办学方针中，本科教育主要以通才为培养目标，尽管在实际办学中往往被赋予实用目的。为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本科教育培养目标定位从通才向专才转变。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关于高等教育的法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明确将“高级建设人才”作为办学宗旨。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造方向，是一切服务于国家的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从1951年起，国民经济的逐步恢复和向苏联学习的深入，日愈强烈地要求本科教育“专门化”，目标定位逐渐从“建设人才”向“专门人才”过渡。我们可从官方对通才教育的批判中透视高等教育培养目标转向的动机。1950年初，时任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认为：“旧式大学所说的‘培养通才’，实际上往往培养出许多‘样样懂，样样不懂’的‘空才’，这是要不得的。” 根据苏联模式，高等教育是一种高等职业教育，其实质就是一种面向国家工业的专业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为了专门人才培养目标的落实，主要进行了以下两项改革：一是院系调整，二是专业细分。院系调整的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按照生产部门的业务将旧有的某些系划分出来成为几个独立学院”，“把各校相同的专业合并，就是要努力做到在同一城市或同一区域内性质相同的专业加以合并，使培养干部的工作不相重复”。通过调整与改革，大学教育游离于国家现代化之外的状况得到了改观。将综合大学进行分散调整，将工程学与基础学科分离，以致文理分家、理工分家，1949年前官方规定的高等教育宗旨中的“博雅教育”转变为服务于国家建设的“专业教育”。自此以后，“专业就是一行专门职业或一种专长”的理念深植于中国。
五、市场、政策驱动与院校转型：1985年至今
1985年以后，院校转型的动机，除了国家对于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的政策驱动之外，更多地包含了市场的需求，即市场对于应用型人才的渴求。通俗地说，演变到今天的院校转型，被同时寄予了“终结毕业生就业难、企业用工荒”“打破高等教育同质化困局”等期待。
1.就业岗位的体制外供给与劳动力市场的用人取向
改革开放之初，人才断层危机再次出现。然而，大学毕业生的统包统配制度的实施却并不顺利。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已由典型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机制主导，买方市场已经形成，高校毕业生市场同样如此。改革开放后的就业岗位主要是在体制外生产的，传统公有制单位的就业岗位则呈线性下降趋势。企业在招录员工时更看重的是毕业生的能力或培养潜质是否符合企业文化，能否给企业带来效益，而不是看重其学习成绩等偏书本和理论性的东西。
2.就业紧张与高校同质化之间的张力
市场转型后，就业岗位的配置以市场机制为主，与此最直观的对应就是高校的身份地位与毕业生就业率的错置。多年数据均表明，地方本科院校初次就业率是垫底的，而以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为目标的高职院校就业率高居第二，仅次于“985工程”院校，且高于“211工程”院校。随着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的转变，劳动力市场的风向标指引着院校转型方向。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反思以专才教育理念为核心的苏联模式，转向学习美国通才模式。综合化成为新一轮院系调整的主旋律，大体在校际以及学校内部两个层面上进行。大众化阶段，各类高等教育机构仍在沿用精英化背景下趋向学术型的单一质量标准。
3.院校转型：政府引导及其探索
为了“克服同质化倾向”，引导高校合理定位，“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应用型本科教育问题在国家高层的决策和讲话中频频出现。在高校分类发展的理念支持下，国家改革与发展教育的动机是把高等教育的功能更多地引向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转型发展工作开启了国家顶层设计的推动模式。相应地，政策驱动的院校转型，其方法论主要体现为通过方向指引和资源约束使院校完成规定的动作和程序。不管是政策驱动还是市场生存驱动的院校转型，其转型方法论大多表现为顶层设计式的整体规划，如推动办学定位、办学理念、人才培养模式、学科专业建设、师资队伍、教师科研等各个方面的转型。
六、结论与讨论
应用型高等教育是当今学界时尚，并不意味着中国高等教育对于应用性的追求实践也是新近事物。晚清以降，虽历经重大的社会制度变革与政权更替，但对于应用型（性）人才的培养，一直是国家层面赋予高等教育的艰巨任务。观察中国的应用型高等教育，不能只着眼于改革开放以来甚至是世纪之交以来的历史，也不能割裂地观察不同年代中的高等教育演变。对应用型高等教育的判断，关键看其“培养的学生是否更符合社会的需要”。对事物作类型学划分，往往是出于研究（院校类型的识别）与管理的需要（引导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等）。但所谓理想类型，只不过是对高等教育实践中某类成分或特征的抽象。对于地方政府和地方高校来说，院校转型会不会产生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二元结构”（类似于稳固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可能后果？笔者认为，二分法将长期存在，学术漂移也将长期存在。院校分类既是国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
高校与知识之间存在天然的逻辑关系，现代高等教育的科研、教学、社会服务三大职能，便可对应知识劳动的3种形态，分别是知识生产与创造、知识传承以及知识应用。劳动资料都是高深的知识这一特征，是学术型高校与应用型高校的共性。对应用型大学而言，科研（知识生产与创造）同样是其不可或缺的职能，而不仅仅是在教学与社会服务上画地为牢。在中国应用型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过程中，创新知识生产模式可以考虑两大路径。一是问题导向的以超越边界为特征的知识生产。二是推动基于技术逻辑的模块化课程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