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新兴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世界各国均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助攻核心技术的研发与突破。伴随智能技术产业应用的不断拓展，“未来10~50年，现今看来重要、基础性的数量庞大的人类工作和工种，大都会被淘汰或被机器替代，人类面临生活模式大转换的挑战”。教育领域也不例外，特别是高等教育领域积极回应国家宏观战略布局和产业发展需求，为新兴智能技术应用高等教育领域谋篇布局，如2018年《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2020年《高等学校区块链技术创新行动计划》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的颁布实施，均旨在推动整个教育系统走向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其中，运用人工智能等现代智能技术进行教育治理创新，是智能技术赋能教育发展的重要一环。人工智能在使现代大学治理迎来新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使其面临巨大挑战。在智能技术的不断渗透下，现代大学不得不考虑科技对高等教育发展范式和管理范式的影响。现代大学治理如果不对这种变化进行及时有效回应，现代大学的“动力源”和“瞭望塔”功能就不能有效发挥。为此，作为传承文明、创新知识的现代大学应主动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浪潮，运用新兴技术不断创新教育发展方式和提高治理效能，以推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变革。

本研究着重分析在技术尤其是智能技术的不断渗透下，现代大学治理是如何被一步步浸染上技术印迹的？现代大学在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兴技术时，又将如何借助强大的科技力量提升治理效能？要解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就需要回答大学治理是什么，技术在大学治理中扮演着什么角色，技术形态的变迁是如何通过影响社会组织形态变革进而影响大学治理形态变革的。其次，在具有高智能性和强渗透性新兴科技的加持下，现代大学治理效能的有效发挥不仅要关照现代大学组织兼具学术组织和大型社会组织的二重性特征，而且需要借助一定的分析框架，结合智能技术的优势以及大学治理过程中的现实情境确定不同的治理形态，并通过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推动大学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大学治理有着不同界定，无论是将其界定为“大学治理是在大学利益主体多元化以及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的情况下，协调大学各利益相关者的相互关系，降低代理成本，提高办学效益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还是界定为“大学治理就是要去行政化和去行政化管理模式，使大学回归本原与本位，按照大学的本来面目去治理大学，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无疑都把治理主体（是由个体组成的）、大学组织本身以及维系整个大学有效运作的一系列制度设计与安排作为大学治理的关键要素。由此，个体、组织与制度就构成大学治理的三大要素。

随着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现代大学治理的方方面面无不打上了技术的印迹，这倒逼我们不得不去思考在现代智能技术的加持下，现代大学治理中的技术成分和技术影响。但现代大学治理的本质并没有变，依然需要在个体、组织与制度之间实现良性互动，不同的是现代智能技术作为外部环境要素影响着大学治理的方方面面，并通过智能技术赋能不断实现个体、组织与制度的深度融合。

需要指出的是，首先，技术对大学的影响既有直接方式也有间接方式，如对大学管理和大学教学等方面的影响就是直接的，而对大学治理的影响是间接的。其次，大学治理涉及的关键要素——个体、组织和制度，三者之间紧密联系，相辅相成，共同形成了一个闭合的循环系统。良善的大学治理需要三者之间的相互协调与互补：大学治理需要好的制度供给与好的治理运行有机结合；好的治理运行又得益于个体对组织各种制度的充分理解和高效执行，以及组织对内部各要素差异性之间的有效整合。但制度供给和治理运行之间并不是完全对等的，只有好的制度供给与良性的治理运行相结合，大学治理才能达到最佳状态。

从这个角度看，权变理论就为理解智能技术赋能下的现代大学治理形态变迁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解释框架（见图1）。权变理论强调通过组织各个子系统内部和各子系统之间以及组织和它所处环境之间的联系，来确定各种变数的关系类型和结构类型，即强调外部环境制约（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科技、人口等）、内部差异化（各组织要素和子系统的相互作用与影响）与组织系统整合（旨在解决子系统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并进行动态管理和弹性管理）三者之间的关系。外部环境、内部差异化和组织系统整合及其相互关系是权变理论的核心思想。首先，现代大学作为一种大型社会组织，与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且其发展受制于这些外部环境。因此，现代大学的持续发展必须根据其所处的社会环境而采取相应的组织管理方式。其次，现代大学的组织活动是一个在不断变化的条件下以反馈形式趋向组织目标的过程。因此，现代大学需要根据组织目标以及现实情境，融入智能化的治理方式。最后，治理效能体现在管理活动和组织各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尤其表现为个体对组织及其制度安排的理解、认同和执行。因此，现代大学需要根据组织各要素的关系类型及各要素与管理活动之间相互作用时的函数关系采用不同的治理方式。

不同历史阶段，技术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升而不断发生变迁和转换，进而影响社会组织形态和大学治理形态的变迁，即技术发展是大学治理形态变迁的主要动力性因素。此外，技术的不断创新发展不仅直接推动了智能化水平和社会化弥散能力的提升，也迫使大学组织在实际运作与管理过程中越来越依赖智能技术，大学治理的科学化水平随着技术智能性的增强而不断提升。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技术形态作为一种生产力形态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组织形态的性质、变革方向和发展趋势，深刻影响着社会组织内部各要素及其关系的更迭与变革。现代大学作为一种兼具学术组织和大型社会组织的双重属性机构，其治理形态（生产关系要素）本质上是由技术形态（生产力要素）决定的，但其治理形态的变革并不是技术形态直接给予的，而是通过影响社会形态和大学组织形态间接赋能的。因此，我们可以借助西方“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这一哲学思想发展向度来考察大学治理形态的变迁，如此我们就可以得出大学治理经历了由传统走向现代再走向后现代的发展历程，具体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大学治理形态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革新得以发展变迁，不同发展阶段，大学对应着不同的技术形态、社会形态、组织形态和治理形态。其中，技术形态由传统物化工具为载体的个体性经验知识、生产技能和制作技艺（工艺）逐渐走向借助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工具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蒸汽技术和电力技术，再走向以后现代性为发展特征的虚拟知识和技术应用。这种技术形态存载方式的非物化发展特征对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产生越来越重要影响，从根本上推动着社会形态由农业手工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和智能社会。而正是由于技术的不断发展，现代技术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技术被彻底社会化，并成为社会正常运转的机制之一。大学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不例外，到处被印上了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形态的变迁痕迹。从组织层面来看，大学由传统的单一学术机构发展成为兼具学术组织和大型社会组织双重属性的机构，由此也就决定了大学的治理形态必然经由传统的经验（模仿）管理走向依托技术应用的计算机辅助治理乃至智能技术全面赋能下的数据治理、规则治理和程序智能。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每一次技术创新都对整个社会以及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深刻影响，推动整个社会的变迁与进步。总的来看，技术一直朝着“一切皆可数据化”的方向不断发展，而且这种趋势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技术的智能性程度和治理的科学化水平。首先，技术的智能性程度（技术形态）与社会形态的变革同向而行；其次，技术的智能性程度越高，越能提升治理的科学化水平；最后，数据化是技术形态发展的主要趋势，且技术的智能性程度随着数据化趋势的不断加强而间接影响治理的科学化水平。

技术发展与进步对教育变革有着深刻影响，每一次技术形态的变迁都倒逼着教育系统的整体性变革，推动着教育不断走向普及、民主和科学。从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看，高等教育经历了由精英化到大众化，进而走向普及化的过程。伴随这种规模扩张，高等教育领域的技术应用也发生了巨大变迁——经由经验模仿转向计算机辅助，进而走向数据驱动的智能革命。自中世纪大学诞生以来，传统大学治理效能主要得益于个体的管理经验、学术影响力和组织制度化建设。究其本质，就是师傅带徒弟式的经验管理，个体的素质、权威、人格魅力以及学术影响力在大学治理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决策大都是自上而下作出的，且带有较强的个体主观倾向性。伴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大学与社会、市场、政府、企业等组织的关系日益密切，各利益主体都以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影响、干预大学的发展，大学不再是封闭的“象牙塔”，大学治理的复杂性不断增加。计算机为复杂的大学治理提供了技术支持，间接提升了大学治理的科学性。由此，大学治理不再仅依靠经验，而更多强调计算机辅助应用以及科学的制度化建构。然而，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以及快速变化的复杂社会和层出不穷的棘手问题的出现，现代大学治理被置于更为复杂的现实情境，大学面对如此变局，以往那种单纯靠计算机辅助就能处理的事务现在很难得到有效解决。相应地，数据驱动下的智能革命为现代大学有效应对这些新的变化创设了新的治理机制。

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新兴技术对数据有非常大的依赖性，将其应用到高等教育领域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满足移动互联网发展趋势下大学治理主体的非中心化、治理结构的扁平化、治理决策的科学化以及治理执行的精准化和定制化需求。即智能技术与高等教育的融合发展正改变着传统大学的治理形态，并以全面渗透之势推动高等教育系统的整体变革，从而突破传统大学治理仅依靠经验管理和科层治理的局限，逐渐走向数据驱动的治理模式。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是导致教育形态发生颠覆性改变的革命性因素，但我们仍然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智能技术在大学治理过程中的地位及角色——技术既是影响教育治理的手段和工具，又构成了今天教育教学难以离开甚至赖以生存的环境与生态。

数据化是技术发展的主要趋势，数据驱动下的治理范式必将在大学治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我们还需要关照的是目前智能技术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如果将其阶段性发展特征抛诸脑后，现代大学治理就只能被束之高阁。相比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智能社会的技术智能性水平虽然已有了很大提升，但仍然处于高速发展过程中，其核心技术的突破和颠覆依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技术虽然具备智能性，但远不够智慧，仅能在可标准化（如数据化、结构化和程序化等）领域发挥其优势，而在复杂问题域和具备高度不确定性的复杂环境下，人类的优势仍然具备不可替代性。由此，我们可以根据大学治理所涉及的事务特性，将智能技术全面渗透下的大学治理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事务治理单元：常规性治理；决策性治理；创意性治理。

常规性事务更容易实现数据化、结构化、程序化，因而其受技术的影响最深。一切可数据化、标准化、结构化的大学事务均可以通过智能技术来解决，而不必再过分依赖传统人力资源的投入。而且一旦将这些规定性动作和操作性流程应用于大学治理，大学的常规性治理将变得更加高效，治理运行成本将大幅降低，在具体事务处理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各种纠纷、矛盾和冲突也会有所减少。从这个角度看，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不再是一句空话。

决策性治理中既包含能够数据化、结构化和程序化的部分，又包含需要发挥个体主观能动性的部分，因而其治理过程虽然也受到技术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既不全面也不深刻。因此，决策性治理需要通过人机合作得以完成。首先，决策者通过智能机器或终端对院校数据或某一部分数据进行有效分析、挖掘，从而为大学的重大发展战略决策提供多种选择方案；其次，决策者需要在这些可选方案中凭借自身的管理经验进行科学决策或实现最优决策。

创意性治理由于其事务的结构化、数据化和程序化程度较低，因而受智能技术的影响最小，个体的专业技能和创新创造能力在大学治理中发挥着绝对优势。在大学治理实践中，制度供给的速度显然不能将大学的所有事务穷尽，而且越是在复杂环境下，智能技术的治理缺陷就越明显，这就越需要领导者积极发挥个体的专业技能、人格魅力和战略眼光进行创意决策，从而引领大学走上正确的发展轨道。

可见，智能技术对大学治理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常规性治理和决策性治理领域，而对创意性治理的影响较弱。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智能技术全面渗透下的大学治理变革更多地指向对常规性治理和决策性治理的影响。但不可否认，智能技术时代的大学治理主体将更加多元，其不仅包括传统大学治理中所有的利益主体，还包括智能机器或终端，因而，现代大学要学会与机器共舞，发挥各自比较优势，为大学治理的有效运行提供最优方案。

在智能技术不断渗透下，大学治理至少在治理主体、治理依据、治理决策、治理执行和治理效果等方面不断重塑治理形态，大学治理的数据化、精准化、规则化和程序化是大势所趋。因此，现代大学需要通过人机竞合，将智能机器或终端对数据的敏感性优势与个体主观能动性尤其是个体决策能力和创新创造意识充分结合起来，提高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加大对院校数据的价值挖掘与整合力度，通过部门联盟教育大数据平台的架构和组建具备数据素养的专业化院校研究团队，实现从单一部门层面的数据应用向跨层级、跨部门、跨领域、跨时段协同应用的转化，达致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参与教育治理；注重大学制度的标准化建设和精细化发展，主动学习智能技术，不断提升和推动大学制度的科学化水平和程序化建设。

首先，现代大学应注重提升个体的信息化素养。个体信息化素养主要体现为个体运用智能技术的基本原理、运行规则、操作程序解决现代大学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现实问题的意识和能力。这就要求在治理过程中，现代大学要尤为重视对个体信息化素养的培养和训练，提升个体对智能技术的了解程度和应用能力。具体而言，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现代大学应提高个体对治理数据价值的重视程度，包括个体对数据感知的敏感性、数据处理的专业性、数据运用的科学性等；另一方面，现代大学要让个体主动了解智能技术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运行规则和未来趋势，按照既定规则和操作程序参与大学治理，降低大学治理进程中不确定性因素和非制度性因素的影响，进而增强个体参与大学治理的积极性。

其次，现代大学应注重提升个体的人机竞合能力。在大学治理中，常规性事务通过智能设备或智能机器人就能解决，而且在这些能够结构化、数据化、程序化的领域其治理优势是人类所不能比拟的。决策性事务不仅需要依靠智能技术对现有数据进行充分挖掘和预测，为教育决策提供多种方案，而且需要发挥个体主观能动性，从多种方案中进行科学决策和最优决策。此外，在决策性治理中，程序智能依然在大学治理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在决策前，现代大学只有将各个阶段、各个部门、各个时空的数据有效记录和呈现，智能技术才能发挥其算法优势，对各种数据进行有效清洗、分析、整理、挖掘和预测，让各种“死”的数据“活”起来。这种程序智能的实现离不开治理主体——人的操作。因此，只有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与智能机器或终端的客观科学性结合起来，大学治理才能真正走向科学，否则大学治理将会误入歧途、走向失衡：过于强调客观、科学，不利于遵从大学作为学术组织的本质属性，而走向过度科层化和行政化；过于强调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实践管理经验，则不利于在变化中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清晰认识事物的本质，从而走向人治或经验管理。

最后，大学的创意性事务治理同样也离不开个体信息化素养的提升和人机竞合能力的培养。只不过在这一治理领域，更为强调个体的专业能力和创新创造能力对大学治理的非常规意义。实际上，在智能技术全面渗透的大学治理中，懂得多、专业精深、富有创意的个体将更具竞争力，更适合走向领导岗位，更能合理运用规则进行创造性治理。因此，未来的大学治理主体不仅要有快速学习能力，还要具备极强的团队合作精神。

一是通过部门联盟教育大数据平台的架构，实现院校研究的制度化建构。为提高大学治理的科学性，提升院校研究在大学决策中的本体功能，现代大学有必要整合知识扩散机制与权力影响机制，在大学组织层面搭建融通各个部门的教育大数据平台。根据院校数据的治理主体，我们可以将院校数据分为学校数据、院系（部门）数据和师生数据三个层次。其中，学校数据对应的是学校在教务、师资、财务、资产、组织、就业等管理工作中产生的数据；院系（部门）数据对应的是院系（部门）在日常运行、教学管理、专业建设等主要工作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师生数据对应的是师生在教学实施和管理过程中产生的教学活动数据、教学评价数据和学生管理数据等。正是由于不同层级院校数据之间存在一定的鸿沟和隔阂，要想将之真正融合，现代大学就必须借助智能技术构建融通学校数据、院系（部门）数据和师生数据的教育大数据平台，从而为院校不同层次的精准治理提供数据支持与决策服务，进而提升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水平。

二是通过组建具备数据素养的专业化院校研究团队，实现教育共同治理。院校层面教育大数据平台的建构必然会促使可供院校研究人员分析、挖掘、整合的院校数据增多，由此也会对大学治理主体尤其是院校研究人员提出更高要求——大学需要组建具备信息化素养的专业化、职业化的院校研究团队。无论是大学的决策者还是院校研究的从业者，都应当利用自己的专业敏感性强化问题意识，提升数据素养，将业务问题转化为数据问题，充分挖掘院校大数据平台中不同数据之间的相关性，通过数据重组，从更全面和系统的层面理解大学治理中的复杂问题，解决大学治理中“数据不可用、数据不够用、数据不敢用、数据不会用”的现实难题，实现从单一部门层面的数据应用向跨层级、跨部门、跨领域、跨时段协同应用的转化，真正实现多元利益主体共同参与教育治理。

鉴于智能技术均由数据驱动，加之现有智能技术的局限，现代大学中可以数据化、程序化、结构化的治理事项将会更加依赖明文规定的制度规范，即更加凸显正式制度在治理过程中的作用。可以推测，在大学的常规性事务和决策性事务治理中，制度的程序化规则越明显，治理的效率就越高；制度的精细化程度越高，治理效果和治理效能就越好。这对大学制度的标准化建设和精细化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对以往制度供给与治理运行之间的关系重构提供了有利契机。

一是注重大学制度的标准化建设。大学制度的标准化建设旨在提升制度供给的有效性，提高大学治理运行的实际效率。大学制度的标准化建设是有条件限制的，并不是所有的大学治理事务都需要进行程序化规定和标准化建设，即大学制度的建设应基于现代大学治理运行中所遇到的常见的、规则能够重复的、程序可以明确的治理问题——一般指向大学的常规性事务治理。因此，大学制度的标准化建设一方面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将制度的标准化建设作为大学治理的唯一追求；另一方面大学制度文本的条款制定不能过于原则性，而应更加凸显制度文本条款的流程化和程序性，注重程序正义和制度规则在大学治理中的实质作用，降低非制度因素对大学治理的非正式干预和影响。进而言之，依托智能技术的大学常规性治理事务更加强调对大学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的细化，尤其是大学具体制度的数量将大幅增加。当大学的具体事务治理有了制度依据后，其治理成本将会大幅降低，治理效率和效果也将显著提升，由此也就能够真正凸显中国现代大学独特的制度优势，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从大学治理的应然状态走向实然状态。

二是注重大学制度的精细化发展。大学制度的精细化发展旨在提升制度供给的针对性，提高大学治理运行的实际效果和治理效能。大学制度的精细化发展主要体现为大学具体制度文本规定的事无巨细，任何常规性事务的处理流程均有相应的制度依据，即对于某一具体事务，均可以从大学的具体制度中找到相应的责任主体、处理程序和可能结果，从而破解现有治理过程中政出多门、部门之间相互推诿的弊端。需要指出的是，大学制度的精细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理想状态或理论假设。实际上，现代大学还需要考虑治理实践本身存在的不确定性问题。就实践经验而言，制度的精细化发展程度大都落后于治理运行的发展需求，但正是由于治理运行的实际发展需求的不断更新，才能持续催生更为科学、有效且符合大学组织特性的制度供给的出现。此外，在注重大学制度标准化建设和精细化发展的同时，现代大学还应主动学习智能技术，通过智能技术不断提升和推动大学制度的科学化水平和程序化建设。

智能技术全面渗透下的大学治理将呈现以下几个明显特征。第一，大学治理结构将更加扁平化，治理主体也更加多元，治理效率会显著提升，懂得多、专业精深以及富有合作意识和创新创造能力的个体将更加适合走向领导岗位，由此也就会更容易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第二，数据治理将成为大学常规性事务治理和决策性事务治理的主要形式。数据为决策者提供最优方案，进而决策者根据管理实践经验实现科学决策和最优决策；数据通过对个体进行全方位画像，为管理者的精准化服务提供支持。由此，这也对未来大学治理主体自身的综合素养提出更高要求。第三，未来大学治理将更加凸显治理规则尤其是正式制度在治理过程中的积极作用，非正式制度的治理作用将会有所减弱，但依然会在大学治理过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智能技术全面赋能下的大学治理必须组建具备数据素养的专业化、职业化的院校研究团队；将院校数据用起来，充分发挥院校研究在大学治理过程中的积极作用；细化大学制度，使之更加具象化、程序化和可操作化。

未来大学治理还需要充分关照智能技术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未来趋势。从智能技术的发展趋势看，个体、组织、社会和技术之间呈现高度交融的特征。即在技术不断革新和全面赋能的背景下，技术不仅作为人类生活和社会组织存在的重要一部分，而且将成为重构世界和重塑价值的主要途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不再仅仅是改变世界的物质手段，而且具有了环境力量，成为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和治理效能的有效抓手。现代大学治理与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合必然会对个体、组织、制度等方面带来重大影响——数据治理、规则治理和程序智能（有学者将之称为“刚性治理”）将会在现代大学运行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这无疑有助于大学治理现代化的实现。然而，现代大学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其有效治理的基础是达成共识，即强调成员之间的有效参与、沟通、协调、妥协和退让，这决定了现代大学治理不可能单纯依靠某一种治理手段就能实现，必须兼顾现代大学组织的二重性属性，发挥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各自优势，将刚性治理和弹性治理相结合。

智能技术全面赋能下的大学治理形态，尤其是所谓的刚性治理存在一定的伦理危机和信任风险。首先，刚性治理过分强调科层理性和制度化努力，容易忽视学术治理、政治治理和非正式制度等治理方式对提升大学治理效能的重要作用，可能会带来现代大学孜孜追求的价值性和人文性的缺失。其次，智能技术全面赋能下的大学治理还存在另一重危险，即依靠智能技术来进行大学治理，其本身虽然可以提升治理效率和治理效能，但这种更多依据制度精细化和程序正义的治理方式本质上缺少了人文关怀。因此，在治理过程中，现代大学既不能唯智能技术，也不能将智能技术抛诸脑后、弃之不用，而应充分发挥不同治理方式在现代大学治理中的优势，实现刚性治理和弹性治理之间的动态平衡、个体的人性光环充分展现和智能技术全面赋能渗透的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