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贤鹏 徐林 | 面向高等教育强国的前沿学科布局：战略图景与政策取向——基于国际比较视角
修回日期：2021-08-23
终审日期：2021-09-03
录用日期：2021-09-04
田贤鹏 徐 林
江南大学 新疆师范大学
面向高等教育强国的前沿学科布局：战略图景与政策取向——基于国际比较视角
摘 要：前沿学科布局是助力科技创新的基础保障，也是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支撑。为优化前沿学科布局，世界各国均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文件。通过政策文本比较分析了美、英和德三国前沿学科布局的政策目标、政策内容和政策工具，并进一步考察了其共性基础和个性特征。结果发现：致力于通过前沿学科布局来占领科技创新制高点是美、英和德三国的共性基础，其中，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的相关学科布局是战略重点。从差异看，美国在前沿学科布局上更加全面、强调对科技创新的全面领导，英国注重保持关键产业与核心技术的创新活力与领先优势，德国则着力维护其在欧洲以至全球的工业领先地位，而且在推进过程中选择了差异化的政策工具。基于国际比较，主要有四点启示：坚持规划先行、提升前沿学科布局的前瞻性；深化产教融合，促进科技创新与学科布局的契合度；注重重点突破，强化学科布局对于关键技术的支撑力；推动交叉融合，推动基于跨学科的知识生产创新。
学科是关涉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的联结载体，优化前沿学科布局既是助力科技创新的基础保障，也是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支撑。从发展演变看，每一次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都必然伴随着高校学科人才培养的创新变革。历史经验和科学研究表明，学科布局与科技创新呈现出相互支撑、协同共进的密切互动关系。在全球经济面临新冠疫情冲击与逆全球化主义思潮兴起的时代背景与挑战下，世界各国均将前沿学科布局作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推动科技创新的基础战略支点，纳入国家创新战略支撑体系。为攻克“卡脖子”技术难题、优化前沿学科布局，中国在2020年进行了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的修订调整，决定设置“交叉学科”门类，增设“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和“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并于2021年5月印发《“十四五”时期教育强国推进工程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大力加强急需领域学科专业建设，加快破解‘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
与此同时，以美国、英国和德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也制定了一系列基于前沿学科布局的科技创新战略，以期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占据核心竞争优势。事实上，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以万物互联、智能制造、量子计算等为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加速到来、竞争日趋激烈，如何通过学科布局与调整来回应科技发展诉求、引领全球创新变革成为国内外高校面临的迫切任务和挑战。在此背景下，因应新科技革命所带来的新业态与新要求，深入推动前沿学科布局的国际比较研究对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无疑具有突出的理论与实践价值。鉴于此，本文基于政策文本分析和比较，系统考察了美国、英国和德国在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推动前沿学科布局的战略图景和政策取向，以期为我国提供经验启示。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一）文献综述
随着高等教育强国的推进以及“双一流”建设的持续深化，如何优化学科布局逐渐成为国内高校实践改革的热点和焦点，并且受到学术界愈来越多的关注。对此，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北京大学于2020年6月联合创办了专业学术期刊《大学与学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于2020年11月创办了《新文科教育研究》，以期深化新时代背景下学科建设的研究需要。从已有文献来看，国内学者近10年对于学科布局的研究日趋增加，主题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如何推动学科的结构调整，涉及学科的区域布局、种类布局和规模布局等；二是学科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涉及产教融合、市场就业等；三是学科评估的方式方法，涉及“谁来评”“评什么”“怎么评”等；四是怎样促进“四新（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新文科）”建设，涉及建设的动力、模式、机制等。相关研究多以宏观的自上而下视角为主，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相比于国内，国外学者则较早的关注到学科布局问题。早在20世纪30年代，西方就经历了一场关于“科学是否能够被计划”的争论，以贝尔纳（J. D. Bernal）为代表的“科学人文主义者”认为，学科需要某种形式的计划；以米波拉尼（Michael Polanyi）和贝克（R. Baker）为代表的“自由学科协会”则认为，由于很难预测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方向，故而很难提前进行学科布局。20世纪90年代，迈克尔·吉本斯（Michael Gibbons）等人的研究发现，传统知识生产模式1正向模式2转变，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具有跨学科的多维度特征，需要大学以外其他相关主体的积极参与和协同。作为知识生产载体的制度化学科受到知识体系发展与经济社会需求两方面的综合影响和制约。前沿学科布局正是由恰当的相关认知实践和产业需求、应用情境所决定，并在生产力的突破过程中取得新的进展。从内容看，国外学者主要从中观和微观视角来研究学科布局，且更加注重基础性的原理研究。
综合来看，已有相关研究在取得诸多进展的同时，也还有一些亟待突破的方向和挖掘的空间。具体而言，其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相关研究更多将研究视角局限于本国范围内，缺乏将学科布局置于高等教育强国的全球化比较视野；另一方面，相关研究更多从高等教育内部系统研究学科建设与发展，基于学科布局与科技革命的关系研究仍待深化，较少从科技创新的战略高度来综合考察学科布局。这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学科布局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割裂了学科布局与科技创新的联动关系。故而，本研究以学科布局与科技创新的互动关系为前提基础，将前沿学科布局置于高等教育强国的语境之中，认为“高等教育强国”不仅是一项战略目标，即成为高等教育的强国，同时也是一种路径选择，即通过强化高等教育来实现整个国家的强大。
前沿学科布局由相关的知识生产和产业实践、应用情境所决定，并在生产力的突破过程中取得新的进展。也就是说，基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前沿学科布局不仅关涉高等教育系统的内部机制，同时还要回应科学和社会两方面的需求。亨利·埃茨科威兹（Henry Etzkowitz）等人在既有的“大学-产业”“产业-政府”的双螺旋基础上，提出了“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创新模式，进一步解释了学科布局和大学、政府与产业的密切关系。由于相互作用和合作，代表这些机构范畴的每个螺旋都将获得更大能力以进一步相互作用和合作，支持在其他螺线里产生的创新，由此形成持续的创新流，实现各方主体的协同发展。大学根据产业机构需求、在政府引导和支持下动态调整学科布局，源源不断地创造新知；政府代表公共利益通过制定政策构建大学与产业机构的契约关系，促进学科规范发展；产业组织则将大学生产的新知识和新技术转化到应用情境中，让科技创新成为推动学科发展的变革力量。
作为知识生产载体的制度化学科受到知识体系发展与经济社会需求两方面的综合影响和制约。推进前沿学科布局已经成为政府、大学和产业组织共同参与的综合性政策活动。从根本上看，学科布局与科技创新是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两大基础支点，二者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导向：其一是高等教育适应论，认为科技发展决定教育发展，学科布局应当适应科技发展需要；其二是高等教育引领论，认为教育发展决定科技发展、学科布局应当超越科技发展的工具需要，继而彰显人类知识文明的前进方向。但毋庸置疑的共识性基础在于学科布局与科技创新相互促进、相辅相成，面向高等教育强国的前沿学科布局不仅要适应科技发展的现实需求，还应具有超前的战略意识，使之进一步成为支撑科技发展的内在创新驱动。
随着高等教育与科技发展的关系不断深化，以及国家干预主义政策的强势兴起，人们逐渐意识到，学科布局其实是知识自发演进与设计建构的有机结合，尊重学科规律并适时优化学科布局能够促进学科发展。同时，若契合社会需求进行学科的设计与建构，则会加速学科发展带来的新知识生产向应用领域转化，进而促进科技创新。基于此，研究认为科技创新亟待突破的方向往往就是学科布局的重点和前沿，而学科布局的重点和前沿往往又决定了科技创新的水平和能力。故而，基于学科布局与科技创新的互动关系，结合美国、英国和德国的科技创新战略规划文件和高等教育发展规划文件，进行具体的文本分析和比较，确定本文的分析框架（如图1 ）。
图1 分析框架
三、方法与资料选择
基于不同的理论视角，前沿学科布局的研究方法选择和资料处理方式也会有所差异。本研究主要是基于全面推进高等教育强国的新时代背景和语境，以前沿学科布局作为“强国”的研究视角和主题。理解“强国”不仅仅包括国内发展的纵向历史比较和区域比较等，更重要的是将其置于全球化的坐标体系中进行横向的国际比较，以便充分了解其他国家是如何通过前沿学科布局来推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继而为我国提供经验和启示。从文献综述可以看出，已有研究更多关注国内的纵向历史比较和区域比较，故而本研究主要采用了国际比较的方式展开。
“跟谁比较”“从哪些方面比较”“主要比较什么”等是本研究在方法选择时进一步考量的另一个深层次问题。由于前沿学科布局更多体现在的规划文本之中，并通过各种具体的政策彰显出不同国家之间的理念、目标、举措等。因此，本研究主要基于政策文本分析来展开比较。通常情况下，开展政策文本研究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词频统计等进行定量分析；二是通过综合理解等进行定性分析。由于选择的相关政策文本原文涉及到英语和德语，基于文本原文进行词频统计分析难度较大，适用性不高，本研究采用了政策文本研究中的定性分析方法。该方法主要建立在研究者对于文本深刻理解和解读的基础之上，尤其考验研究者的政策综合理解和分析能力，能够体现出研究者的独立见解。
按照政策过程理论的框架，前沿学科布局研究可以从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价和政策调适等不同环节展开，本研究则主要聚焦于政策制定环节。分析政策制定可以从“为什么”“是什么”和“怎么做”三个维度来考察。结合这三个维度的具体要求以及前沿学科布局的实际需要，本研究根据政策文本的构成要素确定从政策目标、政策内容和政策工具的角度展开比较。其中，政策目标主要考察不同国家在前沿学科布局中的战略意图，解释的是“为什么”，政策内容主要考察不同国家在前沿学科布局中的具体措施，解释的是“是什么”，政策工具则主要考察不同国家在前沿学科布局中的方法手段，解释的是“怎么做”。
（二）资料选择
在确定具体的研究方法以后，本研究基于代表性、权威性和科学性的原则进行了资料的收集和筛选。
首先是比较对象的确定。从世界范围内看，发达国家在学科布局与科技创新方面的水平、能力和经验明显优于发展中国家，相对而言更具有借鉴意义。当今世界，美国、英国和德国是典型的发达国家代表，具有广泛的世界影响力，它们不仅是世界科技创新强国，也是高等教育强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GII）显示，三个国家分别位居全球最具创新力经济体第3、4、9名。由此可见，选择美、英、德作为国际比较对象对于我国的前沿学科布局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价值。
其次是政策文本的选择。通过收集和梳理，本研究共计收集了初始文本18份。基于代表性、权威性和科学性的综合考量，最终确定了有效政策本文9份（美国2份、英国3份、德国3份，见表1）。究其缘由，主要有三：一是考虑到政策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和实效性，本研究的政策文本主要为近5年（2015年-2020年）制定和印发，删除了2015年之前的4份；二是基于政策制定机构的权威性考量，选择都是政府官方发布的正式文件，如美国国务院，英国商业、能源和工业战略部和德国教育与研究部等，经综合考量，在原有基础上删除了2份权威不够的文件；三是要体现与前沿学科布局的高度相关性、代表各国未来的科技创新方向与趋势，在原有基础上再次删除了3份低相关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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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机构 |
颁布时间 |
文件名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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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
国家经济委员会与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 |
2015年10月 |
2015美国国家创新新战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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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 |
2020年10月 |
关键与新兴技术国家战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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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
商业、能源和工业战略部 |
2017年11月 |
产业战略：建设适应未来的英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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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 |
2018年5月 |
产业战略：人工智能领域行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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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 |
2020年7月 |
研究与开发路线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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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
联邦经济和能源部 |
2016年3月 |
数字化战略20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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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政府 |
2018年9月 |
高科技战略20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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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研究部等 |
2018年11月颁布2020年12月修订 |
人工智能战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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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经济和能源部 |
2019年11月 |
国家工业战略2030 |
未来国家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科技创新水平和能力的竞争，前沿学科布局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科技创新水平和能力。面对快速迭代、竞争激烈的科技革命浪潮，美国、英国和德国均将高等教育强国作为基本战略，围绕科技、产业和市场制定政策规划，激发汇聚创新能量，支持发展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提前布局高新产业与前沿学科，以期实现高等教育强国和科技创新强国的协同支撑。
（一）前沿学科布局的相关政策目标比较
美、英、德三国均将基于前沿学科布局的科技创新摆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希望通过前沿学科布局来推动科技创新，继而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获得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有利地位。通过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可以发现：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和德国，其规划文件都将“国家创新”“关键技术”“科技竞争”作为未来布局的关键词，“人工智能”“关键技术”“领先”“领导”“优势”等则为高频词。其中，美国的战略目标主要聚焦在“创新生态系统”“保持全球领导力”“维护国家安全”和“全球知识创新”等四个方面；英国的战略目标主要聚焦于“复苏经济”“打造创业环境”和“创新性经济体系”等三个方面；德国则主要聚焦在“质量与技术领先”“创新国家地位”“数字化生活”“人工智能应用”和“工业领先地位”等五个方面（见表2）。
表2 前沿学科布局的相关政策目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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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
以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推动产业发展、拉动就业，创造良好的创新生态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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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发展对经济增长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关键与新兴技术”，保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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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美国的安全与竞争力，加强美国的创新能力，以应对当前和未来的安全威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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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力保持一个开放、合乎道德、一体的全球知识体系和创新经济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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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
重塑“英国制造”“英国创造”“英国发明”“英国设计”，重整制造业以复苏英国经济和带动英国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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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英国的基础设施，打造最佳的创业环境，为国民提供好的工作和高收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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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的经济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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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
确保德国的经济活力，确保德国质量与技术的长期领先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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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德国未来的创新国家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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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发展数字化提升公民的生活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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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共利益取向发展与应用人工智能，让德国和欧洲成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领先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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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德国在欧洲乃至全球的工业领先地位 |
在“高等教育强国”与“科技创新强国”的双重目标指引下，美、英、德三国都在相关政策文件中明确了未来一段时期国家重点支持和发展的行业领域与前沿技术，即前沿学科布局的方向和领域。从内容看，美国和德国的布局范围较广，从基础科学研究到传统优势行业再到高新技术领域，均有涉猎；英国的政策内容涉及的行业与技术领域则相对较少一些。结合文本内容和词频分析，可以发现：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国防工业、清洁能源、航空航天、先进制造六个方面是美、英、德三国共同布局的重点方向。其中，美国的科技创新水平和能力居于全球领先地位，已经构建起了相对完善的知识创新支撑体系，因而其在学科布局方面的覆盖面也更为广泛，既包括教育技术、农业技术、医疗技术等基础应用领域，也包括先进工程材料、先进制造、先进传感、航空发动机技术等高端技术领域，同时还包括清洁能源和节能技术、人机界面、量子信息科学等新兴科技领域。英国是传统的老牌工业强国和教育强国，但自20世纪以后开始出现明显的衰落，其在相关领域的布局也体现出了这一特征，主要包括数字技术、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等方面。德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迅速崛起，在欧洲逐渐居于领先地位，其学科布局体现出了欧洲领导者的角色特征。一方面着力维护其世界制造强国的领先地位，重点布局智能网络制造、机械与装备制造、3D打印、光学与医学仪器制造等领域，另一方面则在新技术领域力图实现新的突破，重点布局人机交互、大数据、现代生命科学等（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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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
基础科学研究，卫生保健，教育技术，农业技术，精密医疗，生物技术，大脑计划，先进汽车，智慧城市，太空探索和高性能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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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常规武器技术，先进工程材料，先进制造，先进传感，航空发动机技术，人工智能，医疗和公共卫生技术，化学、生物、放射和核缓解技术，通信和网络技术，数据科学与存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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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能源和节能技术，人机界面，量子信息科学，半导体与微电子，5G数字通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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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
建立技术教育体系，高额投资数学、数字和技术教育领域，培养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技能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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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交通、住房、充电基础设施、电动汽车开发、5G和光纤网络等数字基础设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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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企合作，支持生命科学、建筑行业、汽车行业、人工智能和文化创意产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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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
人工智能应用、量子技术、现代生命科学、航空航天技术、绿色交通、电池生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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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机交互、网络物理系统、云计算、计算机识别、智能服务、数字网络、微电子、大数据、网络安全和高性能计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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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网络制造、生产自动化、机器人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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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铜铝工业、化工工业、机械与装备制造业、汽车及零部件制造、光学与医学仪器制造、绿色环保科技、国防工业、3D打印 |
（三）前沿学科布局的相关政策工具选择
为达成战略目标、落实政策规划，美、英、德三国家都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工具或政策举措。从工具类型看，既有财政金融类、行政管理类的政策工具，也有社会支持类、政治外交类的政策工具，其中，美国、德国四类工具使用相对均衡，但德国的政治外交范围主要限于欧盟；英国更多采用财政金融和社会支持类工具。具体来看，受到不同治理体制与机制的影响，三国在推动科技创新与学科布局时所选择的政策工具体现出多元混合的特征。其中，财政工具主要是增加投入，为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等提供充足资金；行政工具主要是加强政府协调、制定适当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社会工具主要是建设高质量教育和培训体系、发展以人为本的技术、激发全民创新活力；外交工具主要是加强区域和国际科研合作、维护地区与全球的正当市场竞争、参与或主导行业与技术的标准制定和话语权（见表4）。就具体方式而言，美、英、德三国政府主要通过两种路径参与前沿学科布局，主要受到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体制和科技创新体制的综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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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资金投入、制定适当政策、培养和吸引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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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科技领导地位、建立新兴科技联盟、构建多层次风险管理战略、发展负责任的科研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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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美国特色商业创新模式、推动政府系统有效协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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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
增加资金投入、建立具有世界竞争力的高等教育体制，特别是技术教育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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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产业规划、建立基金、投入高等教育等促进落后地区发展，设立人才办公室、成立创新专家小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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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独立资助机构，支持长期的、基础的科研工，建立专门机构促进变革性研究，加强国际科研合作，与欧洲保持研发伙伴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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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
创新竞争和欧盟创新集群，促进成果转化以加强中小企业优势，调整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结构，加强职业培训教育并培育专业人才与专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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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标准，推进国内国际合作，开展社会对话，进一步开发政治框架，发展突破性创新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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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补贴法，限时补贴具有突破性影响的创新领域，提供个性化优惠和支持 |
一方面，通过直接方式参与学科布局，具体包括项目设置、机制构建和政策支持等。为支持相关学科发展，2019年2月，英国政府宣布人工智能人才项目，未来5年增设1000个博士学位，设立图灵人工智能奖学金；增资4500万英镑培养更多AI及相关学科博士。同年3月，政府春季预算报告提出投入7900万在爱丁堡大学建立新的“超级计算机”，投入4500万支持剑桥大学的基因研究。同时，英国电信与阿尔斯特大学合作建设AI研发集群，著名半导体商IQE与卡迪夫大学合作建设化合物半导体设施。德国则提出新增100个人工智能教授职位，建立更多如大数据分析、工业软件和IT安全等学科专业，推进信息学、数据分析和互联网与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
另一方面，通过间接方式引导学科布局，具体包括研发投入、税收减免、专项支持等。美国提出持续、长期的投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提高研发资金总额至占GDP的3%。在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下，卡耐基·梅隆大学设立了全美第一个AI本科专业。MIT投资10亿美元建设全新的“Stephen A. Schwarzman计算学院”，加强AI与其他学科专业的融合。英国也提出，到2027年，提高研发投资至占GDP的2.4％、研发税收抵免率到12%，投入4.06亿英镑重点用于数学、数字和技术教育，未来5年投资8400万英镑改进计算教学。德国联邦教研部推出“MINT行动计划”“科学体系数字化-加强数字化高等教育研究”重点资助计划、“生物经济领域的数字化未来技术开发”资助计划等。
五、政策取向：面向高等教育强国的前沿学科布局逻辑分析
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中，科技创新与学科布局并非孤立的存在体，具有高度的联动性，需要高等教育政策与科技创新政策的协同支持。从政策文本的比较分析看，美、英、德三国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充分关照了这种协同联动性，体现出了一定的共性特征和个性差异。
前沿学科布局的背后是科技的竞争、技术的突破与利益的争夺。面对竞争激烈的科技创新、技术巨变的产业市场与关涉未来的国家利益，美、英、德三国在前沿学科布局上呈现出诸多的共性特征，体现出政策目标的前瞻性、政策内容的共通性、政策工具的综合性。
一方面，从根本出发点看，美、英、德三国希望通过前沿学科布局获得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全球领先地位，继而维护国家的全球竞争力。通过科技创新巩固传统产业优势、掌握新兴行业技术，进而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行业蓬勃发展，为国民创造更多工作机会、增加更多收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与质量。这是世界各国科技创新政策和高等教育政策的根本目的之所在。为提升国家在未来科技发展、关键产业和核心技术的核心竞争力，确保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以及在国际社会的地位，美、英、德均运用了多种政策工具综合推进学科布局和建设。美国预算投资2.15亿美元推动基因组学、大型数据集分析和健康信息技术的发展，利用包括风险投资等措施支持建设国家安全创新基地；英国成立专门机构，加强政府系统协调，建设高水平的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与技术培训体系，培养研发与技能人才，提出在2022年之前将科研减税比例提高11%—12%，以确保自身的国际领先地位；德国则倡议与欧盟其他成员国共同制定欧盟产业政策，以增强欧盟工业竞争力，提出修改竞争法，打造关键领域的本国及欧洲旗舰型龙头企业。
另一方面，从重点发展方向看，除传统民生、国防等关键技术领域外，人工智能、新型材料、环保科技、量子技术等新领域也成为美、英、德三国学科布局共同关注的重点。总体而言，各国都聚焦并瞄准围绕数字化、智能化的产业领域与学科专业，都试图通过超前的学科布局在关键领域和技术方面抢占先机、占领制高点。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及其应用类学科部门，以民生需求为中心的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交通出行、能源环保类学科领域，以工业工程为核心的重工业、化工工业、制造业、STEM类学科专业，以国防科技和尖端技术为中心的武器技术、航空航天、5G通信、半导体与微电子、量子技术类学科门类是美、英、德三国相关政策共同关注的科技领域，同时也是大力发展的学科门类。
美、英、德均是世界发达国家，在高等教育和科技创新领域有着自己的独特地位和优势。在进行前沿学科布局时，三国除了关注未来科技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外，还立足于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特征、产业优势、研发力量、所处区位与综合国力，呈现出了一系列的个性化差异。
首先，立足符合自身发展实际与未来愿景的政策目标，制定差异化的发展路径。相比较而言，美国更具全球视野，在学科布局方面强调构建创新生态系统、打造创新型政府，通过创新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岗位，发展和掌握对国家经济与安全的关键技术，进而确保美国在主要产业和技术方面的全球领跑态势，维护美国的安全与竞争力。英国更多立足国内，强调通过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学科，重塑具有传统优势的制造业等产业，建造、升级信息化基础设施，创建良好的创业环境，促进落后地区发展，为国民提供好工作和高收入，最终促进国家经济转型升级、保持关键产业与核心技术的创新活力与领先优势。德国则着重立足区域，强调通过技术创新与加强欧盟框架下的合作，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维护德国在欧洲以至全球的工业领先地位。同时，强调以社会公共利益、公民生活质量为取向发展和应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激励全民创新、激发经济活力，确保德国质量和技术的长期领先。
其次，结合传统优势领域和竞争力提升的实际需要，确定差异化的学科领域。从覆盖面来看，美国更具全面性，除涉及人工智能等六大主要学科外，还关注它们的应用领域学科与为其提供支持的学科，如智慧城市、5G通信、精密医疗、公共卫生技术、农业技术、武器技术、工程材料、节能技术、半导体与微电子、基础科学研究、教育技术等。英国更具基础性，除共同的六大学科领域外，更多关注改造升级传统产业需要的数学、数字、科学、技术、工程方面的学科专业，以及稳固与重整英国制造、英国创造、英国发明、英国设计需要的数字基础设施、建筑行业、文化创意类学科部门。德国则更具应用性，除布局六大领域外，更强调以六大领域为核心、围绕工业生产与国民生活的应用学科专业，如生产自动化、智能物流、智能服务、人工智能应用、网络安全、绿色交通、电池生产、绿色环保技术、医学仪器制造等。
第三，基于科技创新与学科布局的互动协同关系，实施差异化的政策举措。整体来看，美国更具综合性，既采用了“增加政府研发预算”等财政工具，又实施了“减少抑制创新的繁琐法规、政策和官僚程序”等行政管理手段，还利用国际影响力，“与盟友和伙伴建立牢固而持久的技术伙伴关系”。英国更具经济性与社会性特征，更多使用财政金融类与社会支持类工具，具体包括增加研发投入、培养科研与技能人才、修订法规吸引全球高技能人才，如“投资7.25亿英镑的产业战略挑战基金项目”“追加4.06亿英镑培养STEM技能人才”。德国则较为注重通过市场化手段筹资，运用国家立法、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手段促进技术发展与人性化应用，建立针对跨国知识产权处理的法律和技术体系，为新技术和新型商业模式建立监管性“试点区域”；制订信息保护认证方式、标准化工业4.0，创建技术性与法律性的欧洲数字化单一市场、建立数字化之家、成立“中小企业的数字化”特别工作组和一站式服务机构，体现出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跨学科协同特征。
六、政策启示：基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前沿学科布局方略
（四）交叉融合：推动跨学科的科技创新探索，构建具有世界共识、中国特色的学科话语体系
学科交叉融合、跨学科研究已成为科技发展与知识创新的主导范式，并且日渐成为新兴科技创新的突破口。对大学而言，跨学科研究是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寻求突破的知识生产方式创新的必然要求。美国《地平线报告》明确指出，新形式的跨学科研究正在兴起，跨机构和跨部门的协同合作将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趋势。其学科专业目录系统（CIP）专门设立了三级交叉学科体系，其中第一级学科群专设“交叉学科”，包括会计学与计算机科学、自然科学与生命科学、国际和全球研究等交叉学科，第二级和第三级学科目录中也预留了大量交叉学科空间。从相关政策文本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美、英、德三国的前沿学科布局体现了鲜明的交叉融合特征，例如人机交互、医疗和公共卫生技术、太空探索和高性能计算等。
事实上，为了推动跨学科的科技创新探索，世界各国都在致力于组建跨学科的研究机构和团队。早在1998年，斯坦福大学就成立了“BIO-X”中心，致力于“通过跨越学科之间的界限来促进发现，带来跨学科的解决方案，并创造生物系统的新知识”2005年，上海交通大学也成立了同名的“BIO-X”研究院。综合来看，类似于这种跨学科的组织和团队在近10年里迅猛增长，并且在推动科技创新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和影响。从根本上看，跨学科是体现学科布局的创新形式和内容，能够更好回应和解释科技创新问题的复杂性和系统性。美、英、德三国的前沿学科布局除了关注新兴技术领域的突破，也非常重视跨学科的研究深化。科技创新不仅仅是单一维度的技术问题，更是与学科布局紧密相关的跨学科知识生产问题，需要在不同学科思维和方法的协同创新中不断取得进步和拓展。
与发到国家相比，我国的科技创新曾长期处于跟跑的学习阶段，学科话语体系也长期受到西方制约。进入新时代，随着高等教育强国的推进，近年来我国显著增强了基于跨学科的协同攻关，试图从知识创新体系的交叉融合中找到占领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制高点、赢得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领先优势，但应当注意以下三点：一是跨学科的前沿学科布局应当致力于回应现代化建设中的现实问题，促进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家治理体现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协同攻关和融合发展，探索基于跨学科的人才培养与科技攻关的协同治理体制与机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话语体系；二是跨学科的知识生产创新应当体现世界范围内普遍关注的重大技术需要，致力于解决人类生产发展过程中的共同性问题，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学科主义；三是跨学科的人才培养应当尊重科技创新的发展规律和趋势，致力于促进全球性议题的研究深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做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特贡献。
附 录
作者—编辑—同行评议意见
编辑初审意见
作者修回说明
尊敬的编辑老师：
您好，非常感谢您为论文的修改完善，提供的宝贵修改意见。结合您提供的修改意见，在综合审读全文的基础上，本人特作出以下修改说明：
意见1：研究方法不够明确，后文在比较的过程中，结果呈现反复强调政策文本和词频统计，但文中却无任何说明
修改说明：结合意见，本人主要进行了两方面的修改：一是将第二部分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调整为“理论基础、框架与方法”，将方法部分单独列为三级标题，专门进行说明方法；二是对方法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说明，共计200增加余字（见修改后版本第二部分）。
意见2：结论与启示部分，目前而言更多是结论，而对于我国的启示，论述过少，建议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加强论证的可行性和操作性
修改说明：结合意见，本人主要进行了四方面的修改：一是在政策前瞻性部分，强化了对于我国启示的阐释，主要分三方面展开（见修改后版本最后一部分）；二是在契合度提升部分，强化对于我国启示的阐释，主要分三方面展开（见修改后版本最后一部分）；三是在支撑力强化部分，强化对于我国启示的阐释，主要分两方面展开（见修改后版本最后一部分）；四是在科创探索部分，强化对于我国启示的阐释，主要分两方面展开（见修改后版本最后一部分）。以上四个方面共计增加1600余字，进一步加强了对我国的启示，并且分层分条展开，提升了论证的可行性和操作性。
意见3：文章格式以及图表需要统一，严格按照我刊格式统一修改
修改说明：结合文章投稿须知与格式要求，本人已作了相关调整。
第一轮同行评审意见
评审意见1
作者对于前沿学科布局的研究，对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具有重要价值。但是，不足的是作者对于前沿学科的政策文本梳理，并未阐述文本选择的口径和渠道，并未阐明文本的权威性，并未深度挖掘文本的政策细节。应该详细梳理前沿学科布局所蕴含的高等教育理念和治理思维，结合中国高等教育治理与科技治理的变革审视前沿学科布局规划。例如，我国存在哪些政策因素阻碍了前沿学科的布局。对不同国家政策文本的比较，还需要结合各国的科技与高等教育治理体制和法律规制传统以及政府的职能。否则，作者的分析可能有失偏颇抑或不能对当下中国的学科治理实践构成借鉴。
审稿结论：修后再审。
评审意见2
文章有一定的创新性，材料较新，分析论述较为适切，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还存在几个问题：
1. 文章结构还需调整，（一）理论基础实际上是文献综述，建议将理论基础、框架改为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研究方法部分单独成章。该部分作者对与文章主题相关的理论进行了概述，如知识生产模式变革、三螺旋理论，但并未提及这些理论与前沿学科布局研究的相关性或对于学科布局的指导意义；
2. 研究方法部分还需要更详细的说明，为什么选择这三个国家？为什么选择这九份文件作为政策分析的对象？为什么美国只有2份文件，而英国的文件有3份？德国4份？
3. 摘要还需精简，启示部分可进一步凝练，并且增强与共性和特性的相关性，以凸显文章创新点。
审稿结论：修后再审。
编辑意见：请参考以上外审意见对全文进行修改完善，凡修改之处请用红色字体标出。另请按照我刊近期刊发文献通修全文格式。尽快修回，修回时请在文前附上详细的修回说明（需对外审意见以及编辑部意见进行逐条回复）。
作者修回说明
尊敬的专家老师：
复审意见1
审稿结论：修后再审。
修改后的文章较好地回应了专家意见，尤其在文献综述、分析框架、研究方法部分有了较大的完善，建议最后的政策启示各个小标题可以再适当精简，内容应和前文的分析结果更加紧密结合。另外，有个疑问，在分析框架的三螺旋创新模式里，“代表这些机构范畴的每个螺线都将获得更大能力以进一步相互作用和合作，支持在其他螺线里产生的创新”，此处应是螺旋还是螺线？如果是错别字，需要更正。
审稿结论：可刊用。
编辑意见：请参考以上外审意见对全文进行修改完善，凡修改之处请用蓝色字体标出。另请按照我刊近期刊发文献通修全文格式。尽快修回，修回时请在文前附上详细的修回说明（需对外审意见以及编辑部意见进行逐条回复）。
作者修回说明
第三轮同行评审意见
论文已经对政策启示部分进行了修改完善，较好的考察了中国的政策情境。建议录用。
审稿结论：可刊用。
编辑部定稿会终审意见
审稿结论：同意录用。
审核确认：吴朝平 蔡宗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