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素质教育 Journal of Suzhi Education （2012 年创刊）
主办：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
编辑：大学素质教育编辑部
大学素质教育 Journal of Suzhi Education
2021 年 6 月 总第 31期
June 2021 General No.31
从党的教育方针的演变看发展素质教育
王义遒
（北京大学，北京，100091）
一、百年来党的教育方针表述的演变
教育是延续和发展人类生命的事业。我们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立定志向，要按照《共 产党宣言》通过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实现共产主义。这里虽没有明确提到“教育”，但其中“每 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却隐含了教育的最高理想。尽管它当时还不被人 理解。党的二大“宣言”指出了中国要结合国情先走“民主革命”道路，渐次达到共产主义目标 的纲领，就具体地提到了在这过程中要“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
然而，在建立自己的政权之前，除了在党内和在工农群众中开展为斗争需要的文化和革 命的教育之外，还不可能提出明晰的“教育方针”，一直到 1934 年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之后， 才开始有了明确的“教育方针”。
所谓“教育方针”，基本上就是规定培养目标，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同时也涉及一些“怎 样培养人”的方法与路径。这里的“人”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指的是个体生命；另一方 面，他要在社会或革命斗争与建设事业中发挥贡献。所以，人具有人性与工具性，个体性与 社会性两面。而且为了持续人的生命，必须满足人起码的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需求。这两个“两 面”是对“教育”的要求。
1934 年 1 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 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 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 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这个教育方针即体现了上述 两面要求。
教育方针是随着时代，革命斗争与社会建设事业的变化，以及受教育的人群的不同而转移的。在以后的抗日战争时期，对于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广大群众与普通战士，党的教育 方针是：“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 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毛泽东 1938： 《论新阶段》）。笔者当年（1944）正好在游击区读初中一年级，受到这种“歌咏运动”热烈 而深刻的影响。那时的歌声除了激励抗日斗志和歌颂党的领导（如“你是灯塔”）外，在每一 个打敌伪的小战役下来，都有一首歌来颂扬游击队的勇猛，张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 也有用来纠正个别游击队员散漫习气的。如有一个歌词是这样的：“有一个同志叫胡老海， 一贯是个‘皮条三’，借了人家东西不送还，甩掉筷子打破碗。百姓找他说道理，他骂他顽固 太混蛋。后来班长批评他，他说‘老子不要你管’”。这样的歌子传开来，部队军纪就好多了。这种的群众教育给人以深刻印象和启迪。
但是，对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党军政干部，教育方针就成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了。这就是因人而异。因为对他们在抗日根据 地要起骨干作用，要求就更高了。
抗战胜利后要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 1940 年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就 规定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方针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所以 1949 年建国时的《共同 纲领》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 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 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还要求“提倡爱祖国、 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这个方针也 充分体现了对人（“国民”）的双重要求。
1956 年我国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之后，国家初步进 入了建设社会主义阶段。毛泽东在 1957 年 2 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中正式宣布：“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 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成为我国的教育方针的正规 表述。1964 年，他又针对当时学校教育的“时弊”，强调要“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 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用两个形容词进一步指明了教育的方法与路径。这很重要， 它明确指出了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地位。
之后，在“反右派”、“反修正主义”，和“大跃进”等“过左”的阶级斗争的影响下，1958 年 毛泽东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同年，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把这两个“必须”提为教育工作的根本方针。这个提法具有片面 性，缺乏“以人为本”的主体性。但它一直被坚持到 1978 年的宪法中，直到 1982 年修改宪法 才没有继续写进去（这次《宪法》修订还将《共同纲领》的“五爱”公德的最后一个“爱护公 共财物”根据实际情况修改为“爱社会主义”。）与此同时，在高等教育中，受到反对赫鲁晓 夫修正主义的影响，要求将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定为“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其具体条 件有以下五条：1. 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2. 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3. 要能够团结大 多数人（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4.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行民主集中制；5. 自 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这实际上是对党的干部的要求。但当年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不管是不是党员，都应该是党和国家的干部。不过这只是对所有大学生的政治要求，并显得有点过高了。
改革开放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拨乱反正”，教育方针正式列入教育立法。1995 年制 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 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三年后 于 1998 年制订的《高等教育法》，也规定“高等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为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 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并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专门人才， 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后来这两个法又几经修改补充，如 2015 年修订《教育法》，对“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 相结合”这几个字做了补充，成为“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 ”；而在《高等教育法》中，则将“培养具有”下又增加了“社会责任感、”一词。至于在其他非法 律的中央文件中，则还有随着时代需要而增加的内容。如 2017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的意见》将《教育法》中的“服务”增加到了四个，即“坚持教育为人民服 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2018 年 9 月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了“构 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将原来的“德智体几方面”变成“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 了。这些都是应对时代需求和教育中某些弊端而来的。
由上述可见，百年来我们党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悲惨境遇中一步步艰难困苦地走过来，革命战争和重点建设始终使党的教育方针偏重于培养革命战士和建设者的工具性。但是，除 了在一段“极左”时期以外，也没有忽视人的发展。因为只有个人发展了，才能对社会和革命 与建设事业做出更大贡献。人性与工具性、个性与社会性基本上是协调一致的。《共产党宣 言》要实现的理想社会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因此总体上，我们 党的教育方针是符合“教育使人成为人”（康德语）和“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蔡元培 语）的教育大原则的，只是随着形势和党的中心工作的转移而随时做些调整。
二、配合实施教育方针适时提出的策略、措施与口号
在我国革命与建设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所以党的教育方针也是国家的教育方针。党的教育方针的表述是比较原则、抽象和笼统的。在实际执行上，领导人或教育部门往往会针对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或执行中的偏差，提出一些具体策略、措施和口号，以便更好地全面贯
彻落实教育方针。由于这些策略、措施、口号更突出、更响亮、更有针对性，有时候从表面 看来，它们甚至比“教育方针”起的作用还大。不过它们终究只是辅助的，是以落实教育方针 的需要为依据的。
这样，在 1930-1945 年的革命和抗日根据地里，到处都是“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和“大 众文艺”的口号，使人民群众通过识字读书认识革命道理，提高阶级觉悟；并从戏剧、歌咏 等激励斗争意志和抗战精神。而在“抗大”，则在教育方针之外还提出了“团结、紧张、严肃、 活泼”的校风，以更鲜明的风尚来充实“方针”的内容。建立新中国以后，毛泽东对少年儿童 和青年学生提出过许多生动响亮的口号，以帮助落实教育方针。比如：“好好学习，天天向 上”，“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三好”号召，以及对于大学生的“又红又专”。这些口号 既容易记忆，又便于实施，成为受教育者人人奋斗的目标，教育方针就落实了。
中央领导部门有时也会在教育方针之外提出一些明确的要求，以辅助“方针”之实施。例 如，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规定了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 化、有纪律”的人才；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又对高等教育提出了培养：“有理想、有本领、 有担当的高素质专门人才”，等等。在提倡知识经济之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成为重点（199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进 入新世纪以来，由于整个社会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党和国家又十分强调“以人为本”和“立 德树人”的思想，这就大大加强了教育中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使我们的教育方针更为全面， 并符合人的发展。
各个学校的“校训”和“学风”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如“博学、审问、慎思、 明辨、笃行”，“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等。这些都是根据各校 情况对培养人才的规格做了更为具体明晰的要求。
还有许多口号和措施是受教育者自己在教育方针的感召之下主动提出来的，它们起到了 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作用。比如，在上世纪 50 年代初，大学生们一天到晚挂在口上的就是“为 祖国人民而学”，改变了解放前“为个人前途而学”的境况，突出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以后 还有“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乃至改革开放以后的“团结起 来，振兴中华”等等。它们在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中也起着不可磨灭的鼓励作用。
实际上“素质教育”就是针对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发生了某种偏差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对于 基础教育，它是针对“应试教育”而来的。“应试教育”的名称其实是不科学的，因为它所指的 是一种应付考试，特别是“高考”的一种训练。它将高中最后一年的基础教育内容变成为单纯 训练应对高考的技巧的做法本来甚至是违法的，最多只能说它是“应试训练”。其某些做法甚 至是“反教育”的，例如押题、猜题、摸题等，只能使学生养成投机取巧的不良习性。将它美 其名曰“应试教育”，是亵渎了“教育”的神圣称号的。为了与这种错误做法作斗争，逐渐酝酿 出“素质教育”的名称，试图通过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来抵御应试训练的某些弊病。不过由于 “应试训练”的源头继续存在，所以对于基础教育来说，素质教育效果并不十分理想，社会上 有“应试教育扎扎实实，素质教育热热闹闹”之说。对于高等教育，素质教育是针对从上世纪 50 年代学习苏联以来高校实施的过度狭隘的专业教育的偏向而来的。多数高校以“文化素质 教育”为切入点，逐步过渡到以开设“通识教育”课程为主渠道的“通专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进行全面素质教育，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目前它还处在进一步积极探索中。它无疑已成为落实党的教育方针的一种新理念、新策略和新措施。因此，近年来党和政府发布的不少关 于教育的文件，如 2020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 案》，都在紧跟着“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之后加上“发展素质教育”一词。显然，后者是落 实前者的一种重要策略和手段。
由此可见，党的教育方针以及促进其具体实施的口号与手段的演变，是密切与党的任务结合起来的。由于我国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极其艰难困苦的斗争过程。我们 的教育方针比较强调人的社会性和工具性的一面。特别是在革命战争年代，以“破”为主，破 坏旧制度，摧毁旧体系，可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集体的斗争性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在 建设时期，就要注意统筹兼顾，均衡和谐，发挥各方面的积极作用，更要注重人的主体性。随着国家对创新的要求日益迫切，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发展，我们将越来越注重人的个性发展。按照著名文化社会学家、教育家陈序经的观点（《文化学概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强调人社会性与工具性，与强调人性与个性，反映了教育中的两种不同的文化。这 两种文化在高校中似乎是有冲突的。但我们认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随着人的发展理论的逐步完善，这两种文化是可以同时兼容的。到我们达致了党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的目标，它们就会趋于一致了。素质教育在这里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三、发展素质教育要紧扣时代的需求
上面说到，提出“素质教育”是“切中时弊”的，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中，它们分别针对 “应试训练”和“过分狭隘的专业教育”。这两者都是违背党的教育方针的。因而素质教育是全 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利器和补充手段。
正因为“素质教育”是针对“时弊”而提出来的，所以实施素质教育就必须两方面齐头并进。 一方面是要尖锐地发挥它的批判性和战斗性，即充分、深刻地揭露与剖析这种“时弊”对人才 培养与社会发展的弊病与危害性；另一方面，就高校“过分狭隘的专业教育”而言，则要通过 文化素质教育，以及相继的通识教育的课程与活动，提倡科学与人文融合，使理工科学生多一点人文情怀，使文科学生增加点当代科学技术知识。不过，我们要强调，素质教育的核心在于养成健全的人格，即建立正确与牢固的价值观、人生观与世界观。
由于文化素质教育首先是从理工科学校提出来的，因为他们对狭隘专业教育的危害体会最深。因而在实施素质教育中一开始更注重人文教育，而且将学习与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作为 其中重要内涵，以加强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自信。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也需注意，“文 化”是个中性词。一个民族文化中，总是精优和糟粕并存，良莠混合的。发扬民族传统绝非“复 古”。我们要以“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总结”的精神来批判地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 我们也应当看到自己民族文化的不足，缺乏科学理性精神就是其中的一端。过于实用主义和急功近利也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一种反映。那种缺乏精准的定义概念和严密的演绎论证的倾向， 甚至在“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历史发展中都有所表现。
当今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党的十九大将原来“实施素质教育”的提法改成了 “发展素质教育”，这是有重要意义的。这个“大变局”是由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而引起的，它 导致国际经济、政治和军事态势的重大转变。发展素质教育是国家应对这种大变局的主要手段之一。科技创新是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围绕着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但我国 原始创新能力还不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还不高，还存在许多不适应“大变局”要求的情况。 教育系统对于培养创新人才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发展素质教育，就是要对旧有的不合 理的教育体系，其中包括作为“指挥棒”的教育评价体系，进行彻底的揭露与批判，将“唯分 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坚决克服，将一切形而上学、不切实际 的教育教学制度与方法清理纠正。另一方面，我们将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扬学术自由，将两者达到矛盾的统一。这里，具有深沉性和包容性的大学文化将在素质教育中发挥引领作用。
发展素质教育还要使学生能在“大变局”中从容地处变不惊、应付自如。为了做到这一点， 就要求学生能将科学与人文融合，既掌握严密科学的思维方法，又具有开放包容的人文情怀；既有独立自由的思想精神，又拥有家国和全球的胸襟与视野。要能在变局中应付自如，就要学会做出一定的预见，更要能够创新。创新是为满足人类的需求而生发的，人们的物质需求是有限的，而精神需求则是无涯的。探索需求是创新的前提。能够预测未来需求的人必将在今后的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发展素质教育就要塑造这样的人才。他们是既能批判地传承民族的优秀文化，又能包容地吸收一切美好的异域文化的人。这样，中华民族就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创造出更为高级的卓越文明！